引言：我们为何越来越难以理解世界？
当门铃响起时，你会怎么做？
当你看到舍友在打包行李时，你又会作何反应？
仅仅只看上面问题提供的信息，你无法给出一个绝对的答案，因为一切都“取决于当时的具体情况”。门铃可能意味着访客、外卖，或是火警。行李箱可能预示着一次激动人心的旅行，也可能是一次痛苦的搬家。这些附加信息，这些帮助我们理解事件意义的“情况”，就是场景（Context）。
根据通常的理解，场景是一系列条件的集合，它涉及空间、时间、物体、符号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互动。这些条件相互作用，帮助我们：
理解世界：赋予信息以意义。
预测行为：判断他人的意图和期望。
明确自身：知道在特定场合下我们应该如何行事。
随着信息技术的演变——从文字的发明到电子媒体的兴起，再到今天无处不在的数字算法——信息正被系统性地从其诞生的原始情境中剥离出来。这种“去场景化”的累积效应，导致了我们这个时代一种独特的认知特征，一种日益普遍的“情境盲（Context Blindness）”，这一个过程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阶段：
一、书写与记忆的外包——去情境化的第一步
1.文字的诞生：分离的开始
在文字出现之前，人类的交流是完全情境化的。口头交流要求对话双方必须身处同一时空，信息与传递信息的身体、语气和环境紧密相连。然而，书写技术的出现，开启了信息与情境分离的漫长历程。
- 记忆的外包：早在古希腊，柏拉图就借苏格拉底之口警告说，书写会让人类“停止锻炼记忆并变得健忘”，因为它让我们依赖外部符号来回忆，而非通过内在的记忆。这是人类将自身核心能力“外包”给技术，并导致该能力萎缩的第一个关键案例。这种记忆能力的外包，不仅改变了我们“如何”记忆，更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“认知什么”。它为一种全新的、脱离具体生活情境的抽象思维铺平了道路。
- 思想与言说者的分离：媒体理论家克里斯汀·奈斯特龙（Christine Nystrom）精辟地指出，字母表将思想与感觉、知识与经验、话语与情境、言说者与言语分离开来。一旦文字被记录下来，它便脱离了其创造者，独立存在，可以被任何人在任何时间、任何地点阅读，而原始情境早已消失。
2.抽象的崛起：列表的力量
在纯粹的口头文化中，像“工具”这样的抽象类别几乎不存在。正如学者沃尔特·翁（Walter Ong）所观察到的，如果你给一个不识字的人看“锤子、锯子、木头、斧头”这组词，让他挑出不属于同类的一项，他会选择“木头”留下，因为没有木头，这些工具就毫无用处。他的思维是情境化和实用化的。
然而，识字的人会毫不犹豫地挑出“木头”，因为其他三者都属于“工具”这个抽象类别。制作“列表”这一简单的书写行为，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去情境化过程：
- 它将具体事物（如锤子）从其在现实生活中的使用情境（如伐木、建造）中抽离出来。
- 通过将这些被抽离的事物并列，它创造了一种全新的、抽象的知识形式。
书写作为第一种主要的通信媒介，通过分离信息与言说者、外包记忆能力和催生抽象思维，为信息的“去场景化”奠定了基础。书写技术用了数千年才撬动了情境的基石，而电子媒体将在一个世纪内，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将其炸得粉碎，彻底改变了我们感知时空与现实的坐标系。
二、电子媒体的崛起——时空压缩与“无情境的情境”
如果说书写是让信息脱离了“言说者”，那么电子媒体则让信息彻底脱离了“发生地”。
1.电报：“今日新闻”的发明
电报是第一种有效切断通信与运输联系的媒介。信息的速度首次超越了人类肉体移动的速度。这一变革催生了一个全新的概念——“今日新闻”。
正如尼尔·波斯曼（Neil Postman）所指出的，电报创造了大量来自全球、高速传播的信息流。这些信息与其发生的具体情境完全脱节，对接收者而言，它们既无关紧要，也无法采取任何有意义的行动。我们知道了远方发生了一场火灾或一场革命，但除了成为谈资，这些信息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毫无用处。信息开始变得廉价、过剩且去情境化。
2.电视：情境的幻觉与破碎
初看起来，电视似乎通过图像和声音恢复了部分情境，但这是一种幻觉。电视有其独特的“语法”，例如特写镜头、快速剪辑和场景切换。这些手法在情感上极具操纵性，但在现实中，我们的眼睛无法“拉近特写”，生活也不会在不同场景间无缝“剪辑”。电视呈现的并非真实情境，而是一个经过语法重构、旨在引导观众情感反应的拟像。
更重要的是，电视的结构从根本上瓦解了连贯性，“那时是那时，现在是现在"。波斯曼用两个关键短语揭示了电视是如何系统性地瓦解连贯情境的：
- “现在……播出的是……” (Now... this) 这是新闻主播常用的转场语。这个短语的功能不是连接，而是切断。它明确表示，上一条关于灾难的新闻与下一条关于明星八卦的新闻在内容、情境和情感上毫无关联。世界被呈现为一系列互不相关的碎片。
- “那时是那时，现在是现在” (That was then; this is now) 这是长期暴露在电视“断裂式”话语下所形成的一种思维模式。人们不再关注甚至察觉到矛盾的存在，因为一个能够衡量一致性的连贯情境已经消失。例如，一位政客在2008年强烈要求深陷腐败调查的总理下台，却在2019年自己面临同样指控时拒绝辞职。公众对此的反应麻木，因为在电视逻辑里，“那时”和“现在”是两个完全独立、无需关联的情境。
最终，正如作家乔治·特劳（George Trow）所言，电视通过建立无数的“虚假情境”，最终确立了一种终极状态——“无场景的场景（the context of no context）”。
电子媒体，特别是电视，通过传递海量脱离实际用途的信息，并采用碎片化的叙事结构，极大地削弱了人们对连贯情境的感知能力。电视让我们习惯了在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里被动地生活。但数字时代的到来将完成最后的、也是最致命的一步：它不再仅仅是破坏我们对情境的感知，而是诱使我们心甘情愿地将感知情境这一核心的人类能力，彻底“外包”给算法。
三、数字时代的终局——场景的彻底瓦解与外包
数字时代的技术不仅延续了去情境化的进程，更将其推向了终点——我们不再仅仅是接收去情境化的信息，而是主动将“解读情境”这一核心人类能力完全外包给了技术。
1.“场景化技术”的悖论
移动设备、社交媒体、传感器、定位服务等技术，通常被称为“情境技术（Contextual Technologies）”。这个名字背后隐藏着一个深刻的悖论。正如本书作者伊娃·伯杰所言：
当我们把读取情境的能力委托给社交媒体、定位服务和传感器等情境技术的算法时，我们自己就变成了情境盲。
导航App告诉我们何时转弯，我们便不再观察路标；推荐算法告诉我们该听什么歌，我们便不再主动探索。技术越是“情境感知”，我们就越是“情境盲”。
2.社交媒体：场景折叠 (Context Collapse)
“场景折叠”（也可以称作为场景坍塌）是指在社交媒体上，原本分属于不同生活领域和时间维度的观众与信息，被强行压缩到同一个扁平化的空间中。
- 空间折叠：正如学者西瓦·瓦伊达纳森（Siva Vaidhyanathan）所描述的，Facebook把你的父母、朋友、老板和前任全都塞进一个叫做“朋友”的大房间里。这彻底扰乱了我们在不同社交领域中，根据不同情境展现不同自我的能力。你发布的一条笑话，可能会同时被你的好友和你的祖母看到，其意义和恰当性在不同观众眼中截然不同。
- 时间折叠：社交媒体的算法还会将过去的内容（如一张多年前的照片）因一个新的点赞或评论而意外地重新推送到当下的信息流中，这模糊了过去与现在的界限，造成了“时间折叠”。
3.移动设备：无处不在，心在别处
雪莉·特克（Sherry Turkle）用一个精准的短语描述了移动设备对我们存在状态的影响：“被拴住却心不在焉 (tethered and marked absent)”。
这意味着，虽然我们的身体处在某个物理空间（如家庭聚餐、朋友咖啡馆），但我们的精神和情感却通过设备连接到了别处。这种状态严重侵蚀了物理“场所（place）”为我们的互动提供情境的能力。当我们与面前的人交谈时却低头看手机，我们实际上是在宣告：这个物理场所及其所承载的社交情境，对我而言已不再重要。我们对自己周遭的环境变得“失明”了。
数字技术通过“情境折叠”彻底扰乱了我们的社交区隔，通过移动设备消解了物理“场所感”的重要性，最终完成了对情境的彻底瓦解。我们将感知和解读情境这一最基本的人类生存技能，几乎完全外包给了技术本身。这种状态的最终诊断是什么？它对人类的未来又意味着什么？
结论：“场景盲”的人类——我们未来的预兆？
回顾这段从书写到算法的历史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累积和加速的过程：信息与其原始情境不断剥离。
第一步：书写分离了言语与言说者，催生了脱离具体应用的抽象知识。
第二步：数字媒体切断了信息与地理位置的联系，用碎片化的“无场景的场景”取代了连贯的世界图景。
第三步：数字化技术和人工智能则通过“场景技术”的悖论，让我们将解读情境的能力彻底外包给了算法。
基于此，“场景盲视（Context Blindness）”“Caetextia”，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决定性“疾病”。
虽然这不是一个正式的医学诊断，而是一个深刻的隐喻。它描述的是，在没有技术辅助的情况下，普通大众日益增长的、难以自发解读社交情境和行为规范的状况。这种由技术驱动的演变，可能正在催生一个人类进化的新阶段——一个不再依赖自身能力来感知世界的物种。我们可能正在见证“智人（Homo sapiens）”向“场景盲人（Homo caetextus）”的过渡。这不仅是对我们当下的诊断，更是对我们作为物种未来走向的一个严肃预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