你是否觉得如今的社会充满了愤怒、误解和无法理喻的现象？阴谋论盛行，我们似乎失去了共同的立足点，对话变得越来越困难。我们仿佛生活在一个碎片化、脱节且令人困惑的世界里。
媒体生态学家Eva Berger 的著作《场景盲：数字技术与人类进化的下一阶段》(Context Blindness) 如同一把钥匙，为这个混乱的时代提供了一个统一而深刻的解释。当许多人将矛头指向政治败坏或社会堕落时，Berger的分析揭示了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：技术正在重塑我们的大脑线路。本文将揭示书中五个最具冲击力的发现，帮助理解我们正在经历的这场深刻转变。
1.发现一：心智的“用进废退”——我们正在外包一项核心能力
当我们把一项人类技能委托给技术时，我们自身使用该项技能的能力就会逐渐退化，这便是“技能萎缩”(atrophy)。历史早已为敲响过警钟，柏拉图就曾警告说——书写的发明会削弱我们天生的记忆力，因为人们会依赖外部符号而非内在回忆。同样，电视的普及也削弱了我们进行理性、线性思考的能力，因为它用碎片化的图像取代了连贯的文字。而今天，我们正在外包一项更为根本的能力——解读场景的能力。
我们正在外包一项更为根本的能力——解读场景的能力。
当我们把这项心智活动完全交给算法时，我们大脑中对应的“肌肉”也开始萎缩。作者在书中生动地回忆了自己年少时的一段经历，这段经历恰恰证明了在没有技术辅助时，我们大脑的记忆潜力有多么惊人：
那时我没有写下任何东西，但42年后的今天，我仍然能用心记住完整的元素周期表。除非我参加《谁想成为百万富翁》（一个记忆力综艺节目），否则这在我的个人生活或职业生涯没什么用处，但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书写对人类最核心的影响之一：我们记忆力的退化。
2.发现二：我们时代的流行病——“场景盲症”(Caetextia)
这种个体心智的“萎缩”并非孤立现象，当整整一代人将这项认知“肌肉”外包出去时，便为一场集体流行病创造了条件——“场景盲症”。
作者提出的核心概念“场景盲症”（Context Blindness 或 Caetextia），并非一个严格的医学诊断，而是一个形象的隐喻，用以描述当今人类的普遍状况。这个概念借用了对自闭症谱系行为的描述，因为其最显著的特征之一，就是难以根据特定场景来理解和赋予事物意义，作者引用了如下定义来阐释这个术语：
在自闭症谱系的最高层级中，最主要的表现之一就是场景盲症，拉丁语中称为 caetextia。自闭症患者以一种绝对的方式而非特定场景的方式来赋予意义。这影响了诸如面部感知、情绪识别、语言理解与沟通，以及解决问题等能力。
这个观点之所以如此重要，是因为它解释了为什么社会中同理心缺失、网络暴力和各种不合时宜的行为变得越来越普遍。当我们失去了对场景的敏感度，我们就无法正确“读取”他人的情绪和意图，也无法判断在特定社会情境下何为得体的行为。
3.发现三：智能技术的终极悖论——场景感知技术
我们身边充斥着“场景感知技术”(contextual technologies)，例如GPS导航、社交媒体算法、各种传感器和智能助手。这些技术的核心功能就是为我们解读、管理和预测各种场景，它们知道我们在哪里，天气如何，我们想去哪，甚至能预测我们下一步的行动。
但这其中存在一个巨大的悖论：当我们把解读场景的任务完全外包给这些技术时，我们自己便丧失了这种能力。技术变得越来越“场景感知”，而用户则变得越来越“场景盲视”。
《纽约时报》的专栏作家 David Brooks 在其文章《外包的大脑》中敏锐地指出了这一点：
我曾以为信息时代的魔力在于它让我们知道得更多，但后来我意识到，信息时代的魔力在于它让我们感知得更少。它为我们提供了外部的认知仆人——硅基记忆系统、协作式在线过滤器、消费者偏好算法和网络化知识，我们可以把负担交给这些仆人，从而解放我们自己，但是我们也因此失去了这些认知过程中的信息。
一个具体的例子是，过度依赖GPS导航会损害我们大脑中负责空间记忆和导航能力的海马体功能。当地图不再存于我们脑中，而是存在于手机里时，我们便不再留意地标，不再记忆街道的转角，对我们身处的真实环境变得视而不见，大脑构建内部地图的能力也随之衰退。
4.发现四：阴谋论与取消文化——场景缺失的并发症
这个悖论正是我们当前社会乱象的引擎，当我们丧失了亲自解读周遭环境的能力，便制造了一个意义的真空。而填补这个真空的，正是阴谋论和部落主义那些简单、煽动性的叙事。
“场景盲视”不仅仅是个体心智能力的退化，它已经演变成我们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社会文化症状。那些看似孤立的社会现象，实际上是同一棵树上结出的恶果。
- 妄想与阴谋论 (Delusions): 当我们失去一个稳定、共享的现实场景作为判断信息的背景板时，任何信息，无论真假，都可能被轻易接受。因为没有了衡量“可信度”的参照系，一切都变得“可能”。这直接导致了“地平论”、反疫苗等阴谋论的盛行。正如媒体理论家尼尔·波兹曼所说，我们被“剥夺了用以判断何为超乎想象的社会、政治、历史、形而上学、逻辑或精神基础”。
- 高冲突人格 (High-Conflict Personality): 在一个场景缺失的世界里，人们更容易退回到部落化的身份政治中寻求归属感和确定性。社交媒体算法通过放大冲突来增加用户粘性，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对立。而“取消文化”和网络暴力，则是在没有真实社交场景约束下的极端表现。当互动脱离了面对面的真实场景，同理心和行为约束力也随之消失。
5.发现五：人类进化的终点站？——“场景盲人”
这些社会症状——妄想、冲突、脆弱——并非过眼云烟的潮流，作者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洞见在于，它们是一个物种为适应新环境而表现出的行为特征，一个将场景感知能力完全外包的环境。这不只是文化变迁，而是“场景盲人”的诞生。
我们正在经历的可能不仅仅是文化变迁，而是一场由技术驱动的物种进化。
作者提出了一个新物种的概念——Homo caetextus（场景盲人）。这是一种高度适应由算法和数据驱动的虚拟环境，却在日益复杂的现实世界中感到无所适从的新人类。他们擅长在屏幕上互动，却在现实的社交场景中感到焦虑和笨拙；他们依赖技术来做决策，却逐渐失去了自主判断和解读现实世界的能力,作者在书中给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预测：
我们正在经历的转变是如此根本性的，以至于它可能标志着人类进化的一个新阶段——我称之为“场景盲人”(Homo caetextus)。
这一观点得到了其他思想家的呼应。学者 Juan Enriquez 也曾提出，在一个数据日益拥挤的世界里，“自闭症与其说是过去的遗迹，不如说是未来的预兆：这是进化的下一步。”
结论：当导盲犬开始带路，我们还能否回头？
《场景盲》一书的核心警告是：我们正在将解读现实世界的基本能力——感知和理解场景——心甘情愿地让渡给技术，而其后果是深刻而普遍的。这并非一场遥远的学术辩论，它解释了为何你的家庭争论变得愈发无解，为何公共话语变得支离破碎，以及为何你在现实世界中总感到一种持续的、低度的焦虑。
正如媒体生态学家 Lance Strate 所指出的：避免技术反乌托邦的关键在于场景，我们需要为我们的特定目的找到‘适当的场景’，为我们希望进行的交流找到‘适当的媒介’，为过上完全人性化的生活找到‘适当的环境’。
但真正的问题是，当我们已经变得“场景盲”时，我们还具备寻找和建立这些“适当场景”的能力吗？这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紧迫的追问。